从资金面来看，受禁止“手工补息”影响，银行融出水平明显下降，大行存款外流至银行理财和货币基金，导致非银机构资金充裕，资金利率走低，R007和DR007价差持续收敛，维持在1.85%附近。市场对于非银主导资金宽松格局的可持续性存疑，因此利率趋势上并未完全打开进一步下行空间。
周总理一生勤恳、呕心沥血、任劳任怨，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，有时候甚至在16个小时以上。尽管是在和病魔做搏斗的最后时刻，周总理仍坚持工作，直到最后一刻。
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总理逝世。1月10日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，纷纷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。江青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走进告别厅的，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朱老总却破天荒地向她发怒。
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江青做了怎样的事情，竟然能让朱德在挚友的遗体告别会上发怒？
周恩来卧室内放置的朱德照片
周恩来的卧室，放着朱德的照片
在我国老一辈的开国领导人中，周恩来和朱德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，从相知到相交再到相知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卧室里，大家能看见的只有简单的家具和床上普通的铺盖，没有什么摆设。唯一引人注意的则是在一张小圆桌上，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张朱德戴着老花镜看文件的照片，照片的前方还铺了一条花毛巾，从这里足以看出周恩来在世时对朱德的敬仰和热爱。
朱德的女儿朱敏也曾说过：“几十年内，周伯伯和父亲休戚与共，他们互相尊重、互相支持、互相关怀。”这不仅是朱敏的肺腑之言，更是对两位老革命家之间友情的高度评价。
上个世纪20年代初，周恩来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办法西旅欧洲，很快就成了我国共产党初创时期8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的巴黎小组的重要成员。
周恩来
1922年11月的某天，两位陌生的年轻人敲开了周恩来的家门。周恩来一开门就看见两位风尘仆仆的客人，他立刻上前亲切地询问：“你们好，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吗？”
其中一位年轻人激动地说：“你好，你好，我叫朱德，四川仪陇人。这位叫孙炳文，是我的好友，我们是专程来找共产党的！”
周恩来一直十分关心国内的情况，因此对朱德的名字并不陌生，他知道朱德曾当过护国军的旅长，还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战争。因此当周恩来见到朱德本人也是很开心的，随后请两人进屋。
经过彻夜畅谈，朱德和孙炳文向周恩来诉说了他们放弃高官俸禄，决定投奔共产党却被陈独秀拒之门外的不解心情，并说：“我们这次来，就是希望您能介绍我们入党，为救国救民干一番事业！”
周恩来仔细地听着，时不时问他们一些国内形势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，还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。当时朱德已经36岁了，周恩来只有24岁，但此时的周恩来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，他已经是共产党旅欧组织的重要负责人。
朱德
除此之外周恩来对面前这位年长自己12岁，且对革命执着追求的朱德十分尊重。周恩来认为朱德忠厚、诚实，正是革命队伍中难得的人才；朱德也对才华洋溢、热情好客的周恩来从心底里佩服。
就这样，在周恩来和另一位旅欧组织重要负责人张申府的努力下，朱德和孙炳文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投入我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中。这也开启了周恩来和朱德之间50多年的深情交往。
由于朱德是作为“特殊党员”入党的，因此周恩来要求他不暴露身份，先前往苏联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回国，并尽可能争取一些军权，以后好相机行动。
朱德按照党组织的指示，在莫斯科学习和生活一段时间后才回国，并来到南昌创办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，隐蔽为我党培养早期军事骨干。
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，并一起疯狂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。周恩来受党中央派遣，从武汉经九江秘密前往南昌领导南昌起义。此时的周恩来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同时也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；朱德则是一名党员，他在自己的住所摆下“鸿门宴”，成功拖住几位敌团长，从而削弱了敌军的力量。
南昌起义
8月1日，在周恩来、叶挺、贺龙、朱德等人的精心策划下，起义军终于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，也打响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，成功发动南昌起义。
周恩来和朱德，也从隐蔽战线上的配合发展到公开战线上的相互合作。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撼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集团，起义的号角也为周恩来和朱德谱写了亲密合作的新乐章。
1933年初，蒋介石调陈诚等重兵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“围剿”。尽管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，负责领导战争，但他还是希望能由毛主席亲自领导指挥反“围剿”战争。然而非常可惜的是王明、博古等人不同意，周恩来无奈只好和朱德一起率领红军主力奔赴前线作战。
周恩来和朱德审时度势，不顾博古和王明要他们攻打南丰的错误指示，主动在久攻不下的南丰城外撤出战斗。以少数兵力引诱敌军，隐藏大部分兵力在黄陂、草台冈一带，然后对敌军进行突击，从而获得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。
中央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既是红军以弱胜强、成功采用运动战打败强敌的胜利，这也是他们在军事上的一次“珠联璧合”。
周恩来生病，朱德仅看望过一次
1967年2月，周恩来被检查出患有心脏病，这是因为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，长期疲劳所致。
9月24日这天，周恩来对邓颖超说：“我一到早上8点左右，精神就会受不了，手也控制不住地发抖。”在这之前，周恩来还曾对群众组织代表说：“我这样的身体，这一年就成了这样，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点事情。”
周恩来的病情随着繁重的工作一天天发展，1972年9月，他曾两次发生心绞痛，其中有一次伴有早跳，同时脉搏很快，脉压差也比较大。11月11日，中南海门诊部组织心脏科医生会诊，大家一直认为周恩来的心脏病是比较严重的，要及时注意。
也就是在这一年，癌症又悄无声息地向周恩来袭来。
1972年5月19日晚，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接到周恩来保健医生的电话：“我从周总理的尿液中发现红细胞，请及时进行研究商讨。”5月25日晚，主任又接到北京医院病理科医生的电话：“尿液标本中找到高度可疑的癌细胞，大家看后基本确定为癌细胞。”
1974年3月11日到15日，周恩来前往305医院做全面检查，被确诊为癌症复发。6月1日，周恩来住进305医院，8月，被确诊为癌症转移。
住院期间，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做第一次大手术到1976年1月5日做最后一次手术，大大小小共做了十几次手术，大约40天左右就要做一次手术，其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。
面对疾病的折磨，周恩来一直很坚强，他非常配合医生治疗，还希望能了解自己身体的真实情况。周恩来对保健医生说：“张大夫，一定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，我自己好下定决心！”他还对医务人员说：“你们一定要如实相告，我还有很多工作，要做个交代。”
在周恩来住院期间，他不顾自己的病痛，始终关心其他生病的领导和同志。李先念就曾说过：“他管别人的病，管得比自己还多，比自己还细。”
中央决定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，由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，代周恩来主持会议和呈批重要的文件。
1975年初，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：“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今后国务院的工作都由小平同志主持。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，但我还是要争取每个星期都和大家见一面。”
尽管在重病期间，周恩来仍放心不下手头上的工作和邓小平。
在病床上的周恩来也没有完全休息，没有做到专心治病。卫士高振普曾回忆说：“周总理没有因为生病就增加休息，也没有因为生病而减少工作。”
高振普曾做过一个统计：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，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587天内，他约人谈话220次，谈话最常时间高达4小时20分；公开会见外宾65次，每次会见的时间大约1个小时左右；开会32次……
从高振普统计的数字来看，周恩来是在拼命地争取时间为党工作。
毛主席、朱德、周恩来等
对病中的周恩来，毛主席十分关心，周恩来的病情以及治疗检查问题，医护人员都要向主席汇报。周恩来患有心脏病后，中南海门诊部再给叶剑英的报告中说：
“平时虽然随时研究病情，调整治疗，但药物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，还是需要多多休息，增加睡眠，尽量减轻工作时间，希望中央领导能够考虑。”
叶剑英将电报送呈毛主席，毛主席当即批示：“应当休息，不可大意！”
周恩来生病期间，朱德一直牵挂在心，他好几次想去看望，但又担心影响周恩来养病，这也令他长时间处于两难之中。在周恩来生病的3年多时间里，朱德只去病房看过周恩来一次，谁曾想那竟是两人的诀别！
病中的第一次见面，竟是永别
1975年1月13日到17日，北京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，朱德主持了此次开幕式。周恩来带病在会上作了报告，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，并决定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。
朱德在此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，此时的他已经89岁了。朱德在一次会议上说：“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，我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，责任重大，任务艰巨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毛泽东思想，勤勤恳恳的工作，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且艰巨的任务。”
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用的不断显现，在全国范围内我国同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，这也令朱德的工作更加繁忙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周恩来的病情加重了，朱德知道只有自己多承担一些工作，好友身上的负担才能减轻。
于是朱德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，频频和其他国家的元首、政府首脑等见面。在一年半的时间内，朱德仅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高达40多次。
1975年7月11日，朱德正准备前往北戴河休养，没想到临出发前却得到周恩来想约见他的通知。
原来这天下午4点多，周恩来午睡后在房间里运动，这是他坚持做了多年的“八段锦”运动。尽管周恩来住进医院，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，他是不会停止锻炼的。
周恩来一边锻炼一边对卫士高振普说：“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了，他现在有没有时间？前段时间他想来看我，但因为我当时身体不是太好，没有请他来。今天我身体还算不错，看看老总有没有时间来看我。”
高振普答应下来，正准备转身去打电话，没想到又被周恩来给叫住了：
“现在是下午4点多，如果朱老总可以来的话，5点就能到这里，我们大约谈上半个小时的话，5点半他就能离开，6点钟就能回家吃饭。朱老总是必须按时吃饭的，他有糖尿病，年纪又大，不要影响他吃饭的时间。如果今天没有时间，不能来的话，就请他去北戴河之前来一趟。”
几天前，朱德曾想去医院看望周恩来，但他却因为身体状况不是太好，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自己在病榻上的样子，因此没有邀请老总来。而朱德也不想影响周恩来的正常治疗，就没有去探望。
朱德和周恩来
当周恩来得知朱德要去北戴河休养，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回来的时候，他担心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，所以便邀请朱老总在前往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。
高振普将周恩来想见朱德的事情报告给邓颖超，邓颖超指示高振普直接找康克清。康克清对高振普说：“请报告总理，老总的身体很好，今天没有别的事情。他这几天总想去看望总理，一直在等你们电话，他是要等见了总理后再去北戴河的。”
高振普将朱德的情况汇报给周恩来，同时向他转达康克清的问候。周恩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想了一会说：“我要换件衣服，到客厅去见老总，不能让他看见我穿病号服的样子。”
5点50分，朱德来到周恩来的病房，周恩来起身微笑着欢迎，两人同时伸出双手，紧紧地握在一起。朱德用颤抖的声音问：“你好吗？”周恩来笑着回答：“还好，还好，咱们坐下来聊吧。”
朱德当时已经89岁了，因此动作有些缓慢，当卫士走过来扶他坐到沙发上的时候，周恩来关心地问：“用不用换一个高点的椅子？”朱德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个就可以。”
紧接着卫士和工作人员都退了出去去，客厅里只留下朱德和周恩来。周恩来知道朱德有按时吃饭的习惯，为了不耽误朱德吃饭，两人的谈话于6点15分结束。
朱德和周恩来只交谈了20多分钟，当周恩来送朱德走出客厅的时候，两人依依不舍，紧紧地握手告别。警卫员搀扶朱德坐上汽车的时候，周恩来还一直深情地目视着朱德的汽车离开。
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短暂的会面，竟是朱德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交谈。
朱德提醒江青：取下帽子，这是礼节
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时光，他和邓颖超交谈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便是如何处理身后事。
其实早在1956年，中央作出“人死后实行火葬”这个决定不久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商量好，并互相保证，将“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，撒到水里、土里去”。
1976年1月8日，人民的好总理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周恩来与世长辞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是太好，刚刚出院不久，组织上担心朱德知道这件事后伤心过度，便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关于总理病逝的消息。
当天下午，朱德还接见了外宾，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国书。朱德回家后，康克清为了让他对总理病逝有个思想准备，便轻轻地说：“最近，总理的病情又恶化了。”
朱德听后沉默了一会，然后说：“不会吧，他的手术不是很成功吗？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？”
晚上8点，朱德正在听收音机，突然间他听到里面传来周恩来逝世的讣告，他震惊了。尽管朱德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消息，但他还是无法接受周恩来去世的事实。
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乐，看着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，朱德才肯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，滴落在衣襟上，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……
工作人员告诉朱德：“总理临终遗言是要将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。”朱德听到这里，说：“总理为国家、为人民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是一个真正的、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”
朱德一边流泪，一边说：“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？”大家点点头，说：“知道一点，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。”
“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！”说完，朱德开始讲述周恩来革命的一生。当时家人担心朱德过分伤心，身体受不了，便没有让他说很多，但朱德还是自言自语：“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？”他自己则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。
1976年1月10日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，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进行最后的告别。
1月10日上午，第一批向总理告别的是医疗组的医护人员。紧接着前来告别的是周恩来生前经常接触的工作人员，比如说人民大会堂、北京饭店的人员。
下午，则是中央领导同志前来告别的时间，遗体的两侧各有四位部长守灵。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，年迈的朱德则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，老泪纵横，低声呼唤：“恩来！恩来！”
朱德的最后一个军礼
朱德鞠完躬，又挺直身躯，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，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。这个军礼表达了他们之间50多年的战斗友谊和身后的感情，紧接着朱德紧紧地握着邓颖超的手，无声的语言道出了心里的话。
江青跟在朱德的身后，也是十分难过的。就在这个时候朱德提醒江青：“江青同志，请你脱下帽子，这是基本的礼节。”
江青没有脱下帽子，而是说：“我感冒了。”朱德有些不高兴地说：“感冒了就不要来了嘛！”
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，朱德一路上都在掉眼泪，在车上他都要脱帽子。回来后，朱德一言不发，茶饭不思。
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，秘书见朱德悲痛过度，连续几天都睡不着觉，身体格外虚弱，担心他支撑不住，便征求他的意见：“老总，您去不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？”
朱德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，马上作出了肯定的回答。然而就在要上车准备出发的时候，朱德的两条腿却软得厉害，怎么也站不起来，他坐在沙发上叹气：“唉，去不成了，这让我怎么对得起恩来？”
突然间，朱德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连忙吩咐工作人员：“快，快把电视机打开，就是坐在家里，我也要参加恩来的追悼会！”
追悼会结束后，邓颖超亲自打开周恩来的骨灰盒，用颤抖的双手将骨灰分装进四个文件袋里，为飞机撒放做准备。四包骨灰在北京上空、密云水库、海河以及黄河入海口四个地方撒放掉。
邓颖超在党中央的支持下，圆满完成周恩来的遗愿。
1976年7月6日宜昌股票配资，朱德也与世长辞。周恩来和朱德这两位开国元勋虽然已经离开了，但他们的革命情谊必将成为传世风范，千古流传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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